近來因工作關係，頻繁隨著政府部門到全國各地了解中央補助地方預算的執行成效，幾個月下來，自離島到本島，自偏鄉到都會核心，自海岸漁村到山林部落，從不同視角看到了許多不會在大眾媒體上看到的狀況，而「換位思考」及「同理心」，亦給訪視委員上了關鍵的一課。
偏鄉部落一直是天龍國難以貼近的焦點，但偏鄉對土地發自內部的榮耀感，卻是另類曙光。
「專業」的盲點
作為規劃專業者或中央官員，很容易用上位思維或專業理論來評論地方建設。例如我們很容易批評，「這麼美的鄉野，為何要作個都市型的廣場？」但在地部落居民卻覺得委屈：「我們天天看自然風景，小孩子從來沒去過大都市，他們也想要有像台北市那樣的公園、廣場……」
委員們不滿：「綠地很好，多種樹對環境有益，為什麼要鋪這麼多水泥地？」當地人則認為：「我們生活周邊都是樹林，這片小小的水泥地，也不過佔一點點空間啊！」
再問，「水圳旁邊為什麼要做成這麼僵硬的水泥護岸，草都長不出來，又妨礙生物棲息？」他們的理由則是：「我們這一村幾乎都是老人與幼兒，哪有時間去除草、去整理自然長出來的雜木林？何況平整的水泥路，對老弱居民來說也比較安全好走啊！」
這些對話，有些的確是如雷貫耳，打破了我們所謂「專業」的盲點。確實，沒有親自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就很難親身體會對方的感受。換言之，如果政策是美意，規劃理論也有其根據，是否我們應該再思考，在由上而下的政策中，可以怎麼在0與1之間因地制宜，適地、適性、適人的研議更多可選擇的方案，以解決「由下而上」的需求？包括工程技術、工法、材料，乃至考量在地生活者渴望的「有都市進步氛圍」的感受，都是可以重新辯證的。
在東莒島我們看到島民生活的另類價值觀──恬適、知足、自在。
城鄉差距，並非注入經費就可弭平
英國都市規劃大師霍華德在他的「田園城市」（Garden Cities）藍圖中，想像了一個「城中有鄉，鄉中有城」的地方，居住在城市的居民得以享有田園的綠地與氛圍，而在周邊又有如鄉村的生產區，提供生活必要的農業、畜牧業經營。這個19世紀理想中的田園城市烏托邦，最終並未成功實現，主要因為現實中的人居環境是不斷演替成長出來的，難以完全靠著計畫去建設。這也說明，今日政府機關大力推動公宅、社宅的困難與阻力，未必都是經費問題，更是回到人本生活的需求。就像是每次風災，山區部落受創，政府都會提出遷村，然而除非像日治時代那樣強制搬離，部落居民就算暫時遷走，最後還是想要再回到祖先的家園。
今日，台灣城鄉發展已有六都，除了台北市原本是院轄市、全部為都市化地區外，高雄、台南、台中、桃園、新北的行政區，都涵蓋了大面積的「非都市土地」，亦即昔日的「縣轄土地」，而其中更涵蓋了多元族群，包括原住民與外來的移工、外籍配偶。
曾有一位社區規劃師對我坦言，「即便是高雄市，也有顯著的城鄉差距，六龜、甲仙、桃源、那瑪夏、茂林這些地方的建設發展，絕不能和小港、前鎮、鹽埕相比，當然也沒辦法用統一標準規範。」同樣，台中市的和平區無法和七期重劃區相比，桃園市的復興區難以與藝文特區相比，台南市的後壁區難以與安南區相比，新北市的瑞芳、烏來、萬里又如何能與新板特區相比？即便是首都台北，萬華區和信義區、大安區的基準也是很不一樣。
即使是首都台北，也有極其窳陋之隅，那些陽光照不到的地方需要社會關懷。
這些對照差異不只是房價，更關鍵的是同一個行政區中，因地理、地形、區位、物候關係，各區有不同的先天發展限制，甚至還有許多「城中之鄉」，連自來水、瓦斯等基礎維生建設都還有所匱乏。因此，決策者對公共建設的認知與策略，絕不能只以分配多少經費為唯一政績。
有人會說，那針對這些發展弱勢地區，另外給些補助不就好了嗎？但通常這些有限的補助款只能解決表層需求，距離提升基礎建設品質與生活幸福感，仍有很大差距。
台西鄉是台灣所謂發展遲緩的空心化漁村，但卻有無敵海景，如何平衡提升當地發展也
是政府的責任。
讓人難過的是，有些偏鄉為了表現政績，把好不容易爭取來的經費花在最淺層的「化妝建設工程」上。走進這些鄉鎮，可能看到一大片彩繪擋土牆，周邊卻寸草不生，社區活動中心鋪滿水泥地坪、設置了花俏的路燈，卻找不到讓人（尤其是老人）得以佇足休憩的座椅。政府的確投入了可觀的建設經費，但我們的城鄉風貌卻仍難以改善。
鄉下社區偏愛在石牆、老屋與校園圍牆上「彩繪」，專業者常批評其過於膚淺，但亮麗色彩背後似乎正透露著孤獨的心聲。
錢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用在對的地方
近年來政府由中央主導前瞻計畫，所挹注的經費不可謂不「大器」，只是短時間內大手筆撒幣的結果，壓縮了合理的工程建設時間，忽略了土地生態資源的承載力，也幾乎忽視了基層行政人員的執行能量。整個社會並未因有充裕經費而欣欣向榮，反而是在政策達標的控管下，基層人員難以消化這些高層的「美意」。
有永續思維的年輕社區領導者會說，不要一下子給我們太多錢，我們希望的是長期獲得可營運的基本經費，讓我們好好做，慢慢成長，有榮耀地建設家鄉。事實上，社會中仍不乏有良知、有遠見的社區事務領導者，也常見諸多有經驗、有想法，對鄉土有感情的事務官。只是，當中央政策讓地方難以有效向上提升，學習新知、研發新技術時，諸多政策只能在有限時間及欠缺正確價值共識下不斷重複數十年前之作法，且繼續向下沉淪了。
即使有離島建設經費的挹注，公部門也投入於大型顯著的硬體建設，但馬祖離島上的文創再生，均是由在地有心人點滴累積而成。
我曾經向國外的專業者詢問地方建設經驗，日本、澳洲、英國，都有工作者表示羨慕我們地方建設的充裕。一位英國設計師說，「我們鎮裡的公園更新建設經費非常有限，政府說一定要善用，否則下次輪到你們要再等20年了！」但也因此，設計師反而能與地方達成共識，一定要以最節約、有功能性、但又符合地方需求與設計感的手法達成目的。我們看到的不是用昂貴的建材快速堆砌，好讓預算執行率達標，而是一種融入土地家園，有溫度、有鄉土情愫的「建設」。
還記得日本阪神大地震後，我到神戶的某個社區去拜訪，社區組織告訴我：「政府只給每個受災社區100萬日幣，我們正在計畫如何動員社區，用這些錢有效重建。」相對於我們的大撒幣政策，其實是一種反諷。我們誤以為快速補助就可消除不滿、弭平缺憾，但更重要的其實是規劃好如何讓地方建設更新，讓國家建設升級，這些花費也應是拉近不同城鄉的社經落差、提升整體環境品質與生活素質的途徑。提出這些觀察與誠摯的建議，衷心期待中央政府的決策者在政治因素外，仍能關懷城鄉，提出社經文化縫合的明智新解方。